小时候，我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父亲。父亲的一个眼神，一个表情，甚至吐一口痰，都会让我紧张万分。我的父亲一身戎装，英俊潇洒，头戴军帽，帽上嵌一颗闪闪发光的五角星，脚蹬一双大皮鞋，鞋后跟嵌两大铁钉，走起路来，铿锵有声，煞是威风。

刚学会打开水时，我每次拎一把热水瓶。后来，人慢慢长大了，父亲对我的要求也高了，要我每次拎两把热水瓶。一次，我跟父亲提出，两把太重了，能不能拎一把。没想到父亲一瞪眼，指着一位健步如飞的小战士对我说：你看看！看清楚了吗！那个解放军叔叔拎六把热水壶！一句话，吓得我再也不敢吱声。

每天傍晚，太阳下山时，父亲的皮鞋声就会和着自行车铃声，在菜园的小路上适时响起。正做着作业的我，便从小凳上一跃而起，抓起碗橱里的饭菜票，拎起小饭篮就飞奔出了门，去食堂买第二天早餐。那只用细细的竹篾编制的精致的红漆小饭篮，是外婆从乡下带来的，红红的盖头很像电影《甲午风云》里面，那些清朝大臣顶上的花翎帽。

打好馒头，我将温热的饭篮子捧在怀里，一溜小跑往家赶。有时候，跑着跑着我会忍不住掀开红盖头，热腾腾的包子或馒头就立刻露了出来，散发诱人气息，最上面那只，白白的面皮上还蘸着饭篮子盖印上的淡红。我很想拿起一只，狠狠咬上一口，但是我却不能。一共十只，少了一只，就会被发现的。有一次，食堂里卖肉包子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，我下定决心多买了两个，在短短的回家路上，趁着夜色，一口气吞了下去，因为吃得太快，噎得我十分难受。

    家中我是长女，与同龄人相比，我似乎有干不完的活。我七岁学会生煤炉，八岁学会给弟弟烘尿布，妹妹自打两岁起就跟我睡一张床，直至我出嫁。那时一放学，我就急匆匆往家赶，到了家，先打开阳台上的鸡舍门，把“毛蛋”和

“一粒谷“放出去散步，“毛蛋”和“一粒谷”是两只母鸡。然后，我拿着一根头部用铁丝箍成一个网兜的毛竹竿，猫着腰，往鸡窝里捣鼓。这个取蛋器是外婆发明的，只有外婆这么智慧的人，才发明得出这么聪明的东西。自从有了取蛋器，即便“毛蛋”和“一粒谷”趴在窝里，我也能隔着鸡笼，将鸡蛋完好无损地取出，如探囊取物一般稳妥。

我取出鸡蛋，用铅笔在蛋壳上标好当天的日期，放入碗柜之中。这样，吃鸡蛋就有数，先下的蛋先吃掉，不会过了保质期。淘好米，洗好菜，我开始切鸡食。我在地上放好砧板，将那些捡拾出来的坏菜叶，放在砧板上剁。我喜欢一边剁菜，一边分秒必争地在地上摊一本课外书，因为父亲禁止我看课外书，怕影响了学习。有一次，我边切菜边看书，一不留神切着左手小拇指，流了许多的血，我怕极了，一方面因为疼，更担心父亲的责备。果然，父亲回到家，看到我手指头上缠着的卫生所的纱布，将我痛骂了一顿。

我将剁好的菜，倒进一只鸡吃的专用搪瓷碗，用冷水把饭锅里的冷饭泡开，一并倒入搪瓷碗内，再拌上米糠，给扑棱着翅膀咕咕乱叫的“毛蛋”和“一粒谷”吃。伺候完母鸡，我拎着两把热水瓶去打开水，下了一个大斜坡，就到了食堂后侧的开水房，那些穿白褂戴白帽的炊事员，似乎整天都很开心，一见到我，他们便呵呵地叫我小男孩，他们说笑的时候，脖子上的喉结滑轮一样滚上滚下，我打好开水，面红耳赤一声不吭地离开了。

   我的头发从小又黑又密，母亲说那是她怀孕时吃了很多香榧的缘故，母亲自杭州商学院毕业后，曾分配到诸暨工作过一段时间，那里盛产香榧。休息天，当阳光移到鸡棚上的油毛毡，洗完头发的我，便乖乖立在菜园子前，母亲早已踌躇满志地等着我了。她麻利地往我脖子里围上一块毛巾，再围上一块塑料布，我的脖子顿时变得又凉又硬的。接着，母亲就像著名电影演员王丹凤演的那个电影《女理发师》里的人那样，左手捏一把梳子，右手捏一把剪刀，开展工作，边梳边剪，潇洒自如。我屏住呼吸，看着自己的头发纷纷扬扬，飘落在地，一忽儿像一堆冬天的枯枝，一忽儿像一群折翅的蝙蝠。

母亲剪一会儿，就停下来，按住我的脸，眯细起两眼，将头向后一仰，细细打量一下剪刀下的作品，仿佛画家作画一般认真。这种时候，即便有那么一两只讨厌的苍蝇或蚊子，在我耳边眼前嗡嗡乱飞，我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。一来怕母亲生气，二来更怕影响了发型。修剪完我脑后的头发，母亲拿起一把绿色塑料剃刀，小心翼翼地开始削我额前的刘海。那把塑料剃刀，形状像一条鲳扁鱼，打开来，中间夹着一片薄薄的剃须刀。母亲细致而认真地工作着，好看的鼻梁上沁出细细的汗珠。当她拿起一个圆棉拍，蘸着痱子粉往我脖子上拍打时，我便知道大功告成了。我如释重负，长吁了一口气，连忙扯掉脖子里的塑料布和毛巾，跑到了洗手池前。只见洗手池上方的镜子里，映出一个大眼睛黄皮肤瓦爿头的傻乎乎的小姑娘，那个人就是我。

母亲是一位喜爱大胆创新的人，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异想，当她发现瓦爿头的款式不太适合我妹妹时，就干脆给我妹妹烫了一个狮子头，让妹妹比实际年龄一下子成熟了三十岁。妹妹回家后告诉我，她的发型跟她们班宋老师一个样。